历史叙事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的真实记录、描述、评价的产物。从历史叙事的内涵出发，延安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开展的革命及社会建设实践的真实记录、描述、评价和阐释，其中必然蕴含着历史叙事。其以情感叙事、实践叙事、理想叙事、主体叙事以及时代叙事表征出来。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了艰难跋涉，最终到达了陕北的直罗镇。1937年，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中国共产党经历了长期的革命实践，形成“延安精神”。
情感叙事：延安精神的历史背景生成
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向全党和全社会传递了《八一宣言》的精神。这次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1940年，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三周年的纪念的文章中强调：“我们共产党人今天来纪念抗战，更感到自己的责任。中华民族的兴亡，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但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我们的责任是更大的。”由此可见，全面抗战时期的民族危亡是延安精神的时代背景。
延安成为抗日战争的指挥所与根据地，吸引着大批有志之士，奔赴延安寻求抗日救国真理。处处可见围绕着抗日救国为背景的情感叙事，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三大队开学典礼上讲道：“你们从很远的地方辛辛苦苦地来延安学习，我看是已经有了决心的。什么决心呢？延安没有升官发财的机会，你们来此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那末远道来此，究竟为什么呢？无疑的是为了抗日救国，所以你们是有抗日救国的决心的。”这段话已经清楚地阐明延安精神的具体背景，蕴含着抗日救国牺牲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通过这样的情感叙事将全国人民凝聚在一起，以强大的爱国主义凝聚力量，形成共识。
实践叙事：延安精神的革命价值生成
延安精神以抗日救国作为其情感叙事，抗日救国作为共产党人的己任，其以实际行动来践行爱国主义精神。当时中共中央进驻延安，面对的是经济社会状况极度落后的局面，但并没有因此而丧失革命的信心，而是正视现实，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促进社会发展的措施。
延安精神的唯物史观叙事也是从发现和解决问题开始的。为了巩固在陕甘宁边区的稳定执政，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人民生活问题这一中心环节，开展了一系列改善民生的实践活动。为了巩固统一战线，欢迎地主回乡，分给必需的土地和窑房。在土地未分配的地区则实行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的政策，不仅改善了农民生活，有效地缓和了阶级矛盾，紧紧抓住民心，同时也获得了支持。毛泽东在参加边区参议会时就提出：“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在土地关系上，我们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部分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过活。”1942年，中共中央先后颁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和《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成立土地问题专门委员会处理边区土地问题。彻底解决了农民后顾之忧，减租减息迎来了高潮。
自己动手，自给自足。为了解决陕甘宁边区的物质生活困难，保证军队和政府机关的粮食供给，实行了公粮征收制度，特别是1942年当年征收公粮比1940年增加一倍以上，造成了群众的不满，群众抱怨道：“救国公粮任务太重，群众要饿肚子了”，造成了人民群众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矛盾的紧张。毛泽东带领大家开始了自力更生的大生产运动，各机关、部队、学校积极投入生产自救的实践中，确定了具体的生产计划，要求各单位通过开荒六十万亩和改良耕作技术，实现增产粮食百分之二十的目标，要求边区系统生产粮食一万五千石，军事系统（包括八路军留守部队及所属学校）生产粮食两千五百石，中央直属机关（包括中央所属学校）生产粮食一千石，并动员所有机关学校广泛种菜。实践证明，生产运动取得了很大成效，改善了公共机构人员生活。
理想叙事：延安精神的目标信仰生成
理想叙事主要围绕延安精神的目标展开，在叙事中体现为三种形式。一是坚定中国革命终将胜利的“自信叙述”。二是明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构建的“通俗叙述”。三是坚信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信仰叙述”。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建构了身份话语，营造了延安精神的理想叙事，让广大根据地农民参与到中国革命实践中，以多元通俗的叙事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撰写了很多文章，阐述了以革命和反对民族压迫为主题的革命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强调：“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有效运用了抗日战争激发的强烈爱国情感。边区政府对农民开展抗日爱国民族意识教育，但并非是一种空洞形式的教育，而是以文字教育为基础，辅助农学知识技能教育，逐渐渗透抗日爱国民族意识教育。同时，也考虑到广大农民的农忙情况，开展冬学，能够更好增强民众革命意识。很多文本史料能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以通俗的话语建构中国革命必将胜利的理想叙事。在1940年边区教育厅组织编写冬学使用的《边区民众读本》收录的《抗日三字经》，这段课本文字采用了《三字经》的形式，但被赋予了新的内容，用精炼且通俗的语言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坚定抗战的信心。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立了阐释中国近代现代历史的革命话语体系，并被以通俗的方式运用到农村根据地的抗战教育中。不论是对根据地农民还是广大党员干部，都明确地传播了中国革命持久性、阶段性以及最终胜利的必然性。这些话语建构出坚定革命胜利的“自信叙事”，极大地鼓舞了广大边区百姓参与抗战的信心，增强了对抗战胜利的信念。
中国共产党以通俗的语言建构起了坚定革命胜利的“自信叙事”，并将通俗的话语灵活运用到了陕甘宁边区的农民教育中，从而也开始建构起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通俗叙事”。1944年，边区政府编写了农村冬学所用《日用杂字》等教学用书，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向农民宣传边区政权制度与抗战知识的载体，针对农民群体和知识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人民群众，运用通俗化的话语叙事。比如，“边区政府的正主席是林伯渠，边区政府副主席是李鼎铭”“边区驻的是八路军，朱德是八路军的总司令，毛主席是共产党的领袖”“边区军民要做模范，准备反攻收复河山，全国解放人人喜欢”等基础并且重要的政治和抗日知识体现了“大众化”“通俗化”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引导广大边区的群众、党员要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掌握中国革命的阶段性与曲折性。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对错误思想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又寻求合理的方式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进行科学的阐释与宣传，这也就形成了“唯物主义的世界图景、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为人民服务的根本信念、自由而全面的人生追求”的信仰叙事。
主体叙事：延安精神的主体宗旨建构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秉持以人民为中心，在重视人民的日常生活实践，切实为人民的生活质量改善作出了努力。与此同时，边区民主化实践更能彰显其人民主体叙事。“民主”一词在延安时期频繁出现。1940年1月初，张闻天在“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中国文化的走向应该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观点，随后毛泽东将其修改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延安时期的中国化的民主，无论从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彰显着一个主题“民主的”即“大众的”。要给予人民权力，实现人民的当家作主，让人民行使权力监督政府，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实践中举行选举运动，促使农民大众参与政治。民主选举既是一种制度设计，更是普遍的民主政治教育，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操作层面，都取得了富有创新性的成果。选举的过程、民主政权建立的过程在本质上就是对农民大众进行民主意识的教育和训练的过程。选举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政府与农民共同参与其中，虽然有政府工作人员宣传、动员，但真正的参与者是广大农民，选举者和被选举者都是农民，选举的实践使农民开始懂得了民主是什么，怎样才是民主，民主对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条件下，将人民利益实现具象化呈现为实际行动。在实现人民群众物质利益方面，始终将重视人民群众福祉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作为行动纲领和目标。在保障人民群众政治利益方面，运用多元手段保障人民享有民主权利，有效调动人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在提升人民文化利益方面，持续发展大众的文化。毛泽东强调：“应该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综上，延安精神的历史叙事紧紧围绕历史主体人民群众并结合延安时期的历史方位和主要矛盾变化提高完善人民利益，在理论和实践上坚持用什么样的态度和观点对待人民群众、用什么样的方法做好群众工作作了系统的阐释和概括，并逐步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概括为延安精神的重要标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