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简化（节选） 

如果用这种方法数出结构特征数目足以决定知觉图样的简化程度，那么只要对其加以科学量度就足够了。但事实却不然。不管是心理学家还是艺术家都一致认为，对一个图样观看时的知觉经验决不能用这个图样构成成分的多少描述。以一个球体为例，其主要特征在于它围绕中心的绝对对称以及其表面的连续弯曲，尽管我们可以通过电话告知这个球体的半径，别人就可以制造、识别出这个球体。更有甚者，简单的几何图形与我们经常遇到的艺术和自然形状在复杂性和微妙性上有着天壤之别。科学构造物充其量也只能大体接近自然万物的复杂性。

迄今为止，我仅仅讨论了绝对简化。换句话说，在绝对意义上讲，一首民歌比一部交响乐简单，一幅儿童画比一幅提坡路(Tiepolo)的画简单。但我们还必须考虑到适用于任何复杂水平的相对简化。当一个人声称或需要去达到某种功能时，他必须回答下面两个问题:(1)那个能满足这种功能的最简单结构是什么(节俭)？(2)制造这个最简结构之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秩序)？ 成人作品的构图往往没有儿童画的构图简单，如果真的比儿童作品简单，人们会怀疑他的成熟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类大脑是自然界中最复杂的机制，如果一个人想要让自己的表述与自己相配，就必须使这个表述足以反映自己头脑的丰富性。简单的物件可能因其达到的有限功能而愉悦和满足我们，但所有真正的艺术品都是相当复杂的，即便它们看上去简单亦是如此。如果我们观看一个优秀的埃及雕塑的表面、一个希腊庙宇的形状，或一个优秀的美洲雕塑的形式关系，就会发现，它们不过停留在初级水平。同样的情形还可以在史前岩洞中的野牛图、拜占庭艺术中的圣人形象、亨利.卢梭和蒙德里安的绘画中看到。我们之所以不愿意承认那些普通儿童画、埃及金字塔或处处可见的高楼大厦为艺术品，恰恰是因为一件艺术品需要有最低限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不久前，建筑家布雷克(Peter Blake)写道:“再过几年或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只有一种类型的工业产品-一种加工而成的光滑的菱形岩块。维他命胶囊是其缩小版。电视机和打字机是其放大版，再大些的是飞机、汽车和火车。”布雷克的这段话当然不是意味着，我们将因此而奔向一个文化艺术的顶峰。 正如前面提到的，相对简化意味着任何复杂性水平上的节约和有序。卓别林曾对考克修(Jean Cocteau)说过，每拍完一部片子，就应该毫不吝啬地修剪，就像猛力摇动一棵大树，直到把它的枯枝烂叶摇下来，剩下的便是牢固附着在枝干上的叶子。按照科学家采取的"节约原理"，如果有好几个假设合乎事实，那就采用那个最简单的。按照库赫(Cohen)和那盖尔(Nagel)的说法，"说一种假设比另一种假设简单，是因为这种假设中独立性成分的数目少于另一种"。所选择的假设必须使得科学家能够以最少数目的假设去解释所研究现象的所有方面。在可能的情况下，它不仅能解释一系列个别的事物或事件，还能解释这些事物或事件所属的整个范畴或现象之整体。 节约原理在美学中同样适用。一个艺术家在创作时所使用的成分不能超过目标之需要。他必须效法自然。用牛顿的话说，"他不能做无用功。无用功做得越多，效用就越差，因为自然喜爱简单。最佳效果不是来自华而不实的因。"说得多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所提出的观点太复杂就等于没有观点。不管是海德格尔的哲学还是斯特凡(Wallace Ste- vens)的诗，都没有任何废话。

伟大的艺术品是复杂的，但同时我们也赞扬它们“简约”，意思是说，它们以简约的结构将丰富的意义和形式组织起来，使得整体内的任何一个细节的位置和功能都一目了然和恰到好处。这种以尽可能最简单的手法将所需的结构组织起来的方式被称为秩序性。当巴特(KurtBadt)说鲁本斯是所有艺术家中最简单的一个时，听上去似乎有点自相矛盾。他解释说:“不可否认，为了捕捉简单性，我们必须能够理解那个各种积极力量在其中驰骋的庞大世界的主宰”。这个主宰就是其秩序性。巴特把艺术简约性定义为“在透查本质的基础上用最聪明简单的秩序去规划，使本质之外的一切都服务于本质”。为说明这种艺术的简约性，他提到提香(Titian Vecellio)，说他用短毛刷作画，从而“废除了画面与轮廓线的双重系统，取得了一种全新的简约效果。整幅画只用一个步骤就完成了。在这之前，线条的使用受制于事物形象，也就是说，线条仅用于描绘事物的轮廓、阴影或亮点。现在就不同了，线条甚至可以再现亮度、空间和空气，从而达到更高的简约。这种简约要求那永恒稳定的形式与时时变化的生活过程达到一致"。同样的，伦勃朗在追求简约性的道路上达到一定高度时，果断地放弃了蓝色，因为它不符合他那个由金褐、红、赭色、茶青色组成的色调。巴特还引用了丢勒(Albrecht Durer)及其同代人的雕刻技术。他们在再现实体和阴影时使用了与描画事物轮廓线时一样的弯曲笔触，从而通过手法的一致性而获得了简化。 在一件成熟的艺术品中，所有的事物都相似，天空、大海、土地、树木、人物等看上去都像是用同一种材料构成。这样做并没有掩盖每件事物的天性，而是让它们服从伟大艺术家掌握的和谐统一的力量。每个伟大艺术家都会催生出一个全新的宇宙，其中任何事物看上去都是全新的。这是全新的样相，而不是对旧的事物的背叛和歪曲。它们用一种扣人心弦的和新鲜的智慧方式，重新阐释了古老的真理。艺术家使用的和谐统一意象生发出的简化并不是与复杂性不合拍，而且只有在掌握了大量人类经验而不是逃向节约和贫穷中，这种简化才有价值。

伟大艺术品特有的那种深奥而微妙的复杂性，可以通过将若干简单的几何图形结合为一体而获得，而这些结合本身，又是通过一种简化的秩序完成的。图36所示的，是由波恩•尼库尔孙所创作的一幅浮雕的构图骨架。它的组成成分是现代艺术作品中随处可见的简单图形。在这一构图中，包含着一个规则而又完整的圆，在这个圆的周围，又是一系列的长方形。这些长方形之间有着相互平行的关系(与整个框架也平行)。但是，即使各个成分之间在深度上没有什么区别(在原作中，各个长方形都是在同一个平面上排列着)，其总体效果却并不简单。在这一结构整体中，不同种类的单位之间不仅没有互相抵触，而且长方形B也好像是覆盖在长方形D和E的上面(如图37)。 另外，由于长方形B顶部的那条边正好附着于代表画框的那个大的长方形之上，而B的其他三条边都离这个大长方形比较远，这样便产生出一种复杂的不一致性。最外围的三个长方形比例大体相同，但又不完全相同。它们的中心离得很近，但又不完全重合。这种在比例和位置上的极端接近，就产生出一种相当大的张力。因为这种接近，迫使观看者不得不仔细地去辨认这三个长方形的微妙区别。这种情形也适合整幅构图，位于构图内部两个单位-A和C，其长方形特征是很明显的。而单位D，当把它被掩盖的部分用虚线连起来之后，便是一个正方形(实际上它的宽度大于它的高度，这样就对垂直高度的习惯性夸大进行了补足)。单位B和单位E(如果用虚线把E那被掩盖的部分连起来的话)，看上去都是长方形。然而由于它们的高度比宽度只高出了一丁点儿，就使得这种长方形显得很微弱，因而看上去就接近于正方形。这样，就产生出一种要求对它进行仔细分辨的张力。整个构图中心，并不与图中的任何一个点重合，整个构图的中心水平线也不与图中任何一个长方形的角相接触。中心垂直线与长方形B的中心离得很远，这样就足以使这个长方形与整个构图之间的关系显得简单一些。同样的情形，也适合于构图内的圆形。然而，由于B和圆形的中心都偏离了中心垂直轴，所以这两个图形看上去就极不对称。圆形既不位于B的中心，又不位于整个构图的中心。另外，长方形B中那个伸进D和E中的角，与这两个长方形的关系也并不简单。

尽管如此，整个构图从整体上看却是有机统一的。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除了我们已经谈到的某些简化因素的作用之外，还有另外一些重要的简化因素的作用。我们看到，如果把长方形C的底边延长，它就会与中间的圆相切;如果把A扩大为一个正方形，它的一个角也会与这个圆相接触;这样的一些接触就有助于使圆看上去很稳定。当然，除此之外，当我们粗略地观看整个构图时，它的比例、距离、方向都是平衡的，这就必然使得整个构图具有简化性。即使如此，我们在上面对于“简单的成分可以结合成为一个复杂结构”的证明，仍然还是有效的。 每一幅画和每一个雕塑都传达意义，不管它是抽象的还是写实的。这一观点说出了我们生存的本质。同样的，一件用品，如一把茶壶或一座建筑，也会向眼睛传达出它的功用。因此，这些事物的简化性不仅涉及或存在于这些事物本身的视觉形象，而且涉及所见形象与这些形象陈述意义的关系中。在语言中，如果一句话的内在语言结构与其传达的思想的内在结构完全一致，它就必定具有一种令人愉悦的简化性。相反，形式与它所传达的意义之间的任何不协调，都会干扰简化性。短的词进人短的句子不见得使这个句子简单。 在艺术中，一团黏土或是一组线条，可以再现一个人形，一幅抽象画可以被称为用一组低音连奏的爵士音乐演奏出的“胜利进行曲”。这种意义或内容可以相对地简单(如《斜躺着的裸体女人》)，也可相对地复杂(如《被聪明的政府镇压下去的起义》)。意义的简单性和复杂性与呈现这种意义的知觉对象之形式间的关系，决定着整个作品的简化程度。如果一个知觉对象本身十分简单，但又要用它来表达相当复杂的意义，其结果就不会具有简化性。举例说，一个聋哑人发出的声音的结构足够简单了，然而当我们让这个聋哑人讲故事时，产生的结果反而复杂起来。听故事的人会感到，在他发出的声音和这种声音传达的意义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力，就像人们穿上一件绷紧的胸衣时感到的那种紧张力一样。 这种在简单的形式和复杂的意义之间的不一致，只能产生出复杂的结果。假如一个画家在再现该隐和亚伯(该隐，基督教《圣经》中亚当的长子，曾杀害他的弟弟亚伯。译者注)的故事时，所画出的是一对看上去样子十分相似，并且以一种相同的姿态和对称的排列、面对面站在一起的人物，这幅画产生的效果就不能达到简化。因为这幅画所要传达的意义是恶和善、凶杀者和被害者、背叛者和忠诚者之间的对立和差别，而我们在这幅画中实际看到的却又是这二者的相似和等同。 以上的例子证明，简化要求意义的结构与呈现这个意义的式样的结构之间达到一致。这种一致性，被格式塔心理学家称为“同形性”。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实用艺术中的“设计”。回到以前用过的一个例子:如果一部电话机与一个打字机看上去完全一样，我们就无法得到希望得到的形式与功能之间的一致。形式的这一简化只能对交流造成障碍，而且会使我们的视觉世界更为贫乏。

好了，今天的美文分享到这里，美育夜读，美院更美。我是今天的朗读者：雷露。我们下期见。